余至诚和余芬前两兄弟搭伴滑索过江

　　2007年9月1日，云南省福贡县布腊村民族小学开学了。这个有着两幢房子一个篮球场的学校，就建在怒江陡峭岸边的一小块平地上。学校有52名傈僳族学生，其中18个住在江对面——碧罗雪山上由吊脚楼组成的村子里。

　　两岸相距一百余米，并无桥梁相连，只有两条钢索横越。这18个8岁至11岁的孩子，在开学日的早晨，用一根尼龙绳和一个滑轮把自己系在钢索上，在嗡嗡的摩擦声中飞快地“溜”过。他们身下，是沸水一样翻腾的江面。接下来的每一个学习日，他们都要用同样的方法，往返于学校和村子之间。

　　三公里外有一座木板吊桥，但学生们从不愿意从桥上过。从学校对岸的布施村到吊桥桥头，只有蜿蜒于碧罗雪山近乎90度峭壁的山路，即使是自认为“虎和猿的后代”的傈僳族人，也要走上个把小时。“等你走到桥上，那就迟到啦。”10岁的三年级学生余春说。

　　余春有着傈僳族典型的矮小身材和敏捷的身手。他一边嘲笑着那座“浪费时间”的桥，一边把滑轮卡在钢索上。用来固定身体的，是一条两头结在一起的尼龙绳，绳子绕成三股，从背后兜住身体，再从前面挂在滑轮上。

　　整个身体挂上钢索之后，余春用脚尖轻轻一点岩壁，滑轮滑出，钢索被绷成一条优美的弧线，轻轻震颤着发出低沉悦耳的嗡嗡声。余春的身体在视野中迅速变小，飞快的掠过江面，五六秒的时间，他就滑到了对岸。

　　这个孩子很乐意在大伙儿面前表演。他自豪地形容自己技巧，“就跟水鸟一样快”。他的校长，38岁的语文、数学、自然兼品德老师普永恒，则开玩笑似的提醒他：“你去年也要阿爸带着过江呢。”

　　余春最喜欢在每年下雪的那几天滑过溜索。他会赶在清早第一个过江，急驰的滑轮把钢索上薄薄的积雪碾碎，发出细碎的吱嘎声。“比走在雪地上好听。”余春形容。至于下雨或者刮风，那和平时也差不多。

　　普永恒并不反对自己的学生从钢索上溜过来上学。面对南方周末记者有些惊恐的眼神，他解释说：怒江边的人，还在吃奶，就被大人缚在怀里，沿着钢索来回了。

读三年级的余春花和余才妹姐俩滑索过江上学

　　这就是怒江边傈僳族人的宿命。在大峡谷的深处，傈僳村庄散落在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的重峦叠嶂之间，蜿蜒奔腾的怒江则把一个个村子阻隔。山峰无一例外的陡峭如刀，从江面升起的水雾常常把村庄和峭壁一起遮蔽。布腊村小校长普永恒会稍含得意地用诗句来形容族人的生活环境：“寻常看不见，偶尔露峥嵘”。他进一步用本族传说来证明自己的观点：傈僳人的祖先为山河阻隔，却从天上的彩虹得到启示，发明了溜索这一独特的交通方式。“从老祖宗起就这样啦”！

　　但并非所有的孩子都和余春一样自信。7岁的余小城是马吉乡中心小学二年级的学生，他的家在学校江对面的恰曼嘎村里。和同村的另外5个孩子一样，他也需要每天滑溜索上学。但余小城显然还对这种江面上的高空作业心存畏惧。大多数时候，阿妈会像他小时候一样，带着他溜过江面。如果阿妈实在没空，这个任务就落在同村年龄最大的同学――11岁的余芬前身上。

　　余芬前会帮助余小城挂好尼龙绳，还额外用一条绳子套住余小城的脖子，另一头挂在钢索上。“万一他掉了，我就用这根绳子把他拉上来。”五年级的余芬前，像大人一样镇定自若地解释。

　　余小城有些腼腆害羞，他尽量在挂滑轮的过程中表现得手脚麻利些，“明年我就可以自己过了。”他小声地保证。

　　在怒江州福贡县马吉乡，一共有两个完全小学和5个村小。7所学校中，6所有学生需要滑溜索上学。作为马吉乡中心小学的校长，34岁的余友博一个一个地在纸上写出江对面靠溜索来回的村庄，总共9个。

　　“怒江上不是没有桥，”余友博说，“但是桥不够用。这些村都在离桥比较远的地方，好多桥又都是六七十年代修的，现在还不如溜索安全。”“我还是希望我的学生以后能够走桥上学。”他补充说。

　　但近期来看，“走桥上学”的愿望似乎不可能实现。一座吊桥至少需要四五十万造价，作为国家级贫困县，福贡县年财政收入总共才200万。“发工资都不够，还要靠上面拨款”。

　　余友博曾经去乡政府申请过，但主管教育的副乡长也没有办法：“县里没有钱，乡里一年收入才几千块，老余你说我拿什么造桥？”

　　去年乡里面来了一群说普通话、拿着仪器的人，布腊村小校长普永恒以为是要修桥，兴奋地跑去问，才知道是北京来搞水电站勘测的。他有些失望：“能不能顺便帮我们造座桥呢？”

尽管每天都要过滑索，江水太大时，余丽娜还是不免紧张

　　学生们对于桥似乎没有更多的认识，除了那座“浪费时间的吊桥”，余芬前并没有见过其他种类的桥，11岁的他甚至还没有去过福贡县城。在书本中他读到过“武汉长江大桥”和“南京长江大桥”，但“那些桥走起来是什么样的呢？”他表示很好奇。

　　和余芬前一样，这些靠溜索过江的孩子，至今生活的范围就是在群山和江水阻隔的马吉乡这一小块地方。马吉，距离福贡60公里，距离怒江州首府六库150公里，距离云南省省会昆明600公里。拥有2008奥运会的北京，更是一个如同太阳般的概念。当问到“北京在哪里”，他们会指向通往福贡的公路，那是马吉通往外界的唯一路途。

　　余芬前的父亲第迟彦今年32岁了，他没有汉族名字。这个当过5年恰曼嘎村组长的汉子，是村里见识最广的人，今年2月他曾经取道四川前往西安打工，“见了一辈子都没见过的东西”。

　　6月份第迟彦就从西安回来了，“在那边没有合适的工打”。他想做个建筑工人，却发现城市里修房子的工序和他们在村里完全不同，城里用水泥、钢筋和空心砖；他更习惯用木头、竹子和石棉瓦。

　　这个可以组织族人在两天内搭起一座吊脚楼，会在山坡上开荒收获玉米，擅长在江边低地平整出棋盘一样错落有致的水稻梯田的能人，却在城市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彷徨了4个月，他重新取道四川，回到马吉，把行礼包裹拴在背上，顺着熟悉的溜索，轻快地溜回了山壁上的恰曼嘎村。

　　如今，他种着三亩玉米和芋头，还从江对岸集市上买了4头猪崽，装在一个笼子里，顺着溜索运过江面，养在自家吊脚楼楼下。“供小孩把书读完，以后走出去”，这就是第迟彦现在最重要的任务。

　　孩子们却没有父亲和校长们那样的心事。他们照样每天沿着溜索轻快地上下，走在上学的路上，他们会突然兴奋地指着天空蹦跳着大叫“尼莫”，那是傈僳语中一种长尾小水鸟的名字。

　　他们像这种水鸟一样毫不惧怕汹涌的怒江，“从来没有人掉下去过，不会掉的”，余芬前一再肯定地说。

　　尽管在学校要说普通话，他们还是更习惯在校外用傈僳语交谈，本族的光荣历史也潜移默化地从老人们的故事中被传承下来。在传说中，他们的祖先化身为虎，纵身一跃就跳过了怒江峡谷的顶端；或者化身为猿，在山林中自由地攀缘。而这些勇敢快乐的傈僳孩子，依然像先辈一样，被山鬼和水鬼所护佑，沿着怒江江面上的彩虹自由往来。（翁洹）